（原标题：银行业改革风雨兼程 信贷资管基本盘坚如磐石）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形象说法，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十年间，银行业聚焦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重塑表内与表外的经营行为，表内资产配置回归“存贷为主”，表外则向净值化、标准化靠拢。

我国银行业由此规模不断壮大，并逐步实现由大到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变革，在全球金融市场“抬起头”。同时，银行业“躬下身”，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质效显著提升，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提供了源头活水。

重构资产负债表

2017年无疑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通过资本消耗、跑马圈地以规模增长带动整体市值增长成为一致选择，同质化发展是当时绕不开的主题。

其结果一方面体现为快速扩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在2011年、2016年跨越两个百亿台阶，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8%；但另一方面，这也是盲目加杠杆的一段膨胀时期，非信贷资产扩张态势明显，影子银行、同业空转、监管套利等乱象频现，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这显然与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深刻嬗变并不相符，“刮骨疗伤”势在必行。2017年初以来，银行业坚决清理整顿脱实向虚、以钱炒钱活动，金融生态逐步好转。

这一年，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自2001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并在随后数年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此后，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高风险影子银行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5万亿元。

与此同时，贷款增速开始显著超过资产规模增速，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亦连续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得以重构。2017~2021年，6家国有大行各项贷款占资产的比重由不到52%升至58.6%，12家全国性股份行这一占比更是由45%左右升至58.2%，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效果愈发显现。

对习惯于垒大户、赚快钱的银行而言，放弃“规模情结”并不容易，其中不乏银行通过“缩表”方式应对，甚至出现营收、利润负增长，一些银行高管直言“那是最难熬的日子”。

但“降速换挡”是有必要的。随着银行资产业务进一步回归本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得到持续提升。如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所言，十年间，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金融脱实向虚得到扭转，社会金融秩序基本实现“由乱到治”。

“降速”也并不意味着规模不再重要。于银行而言，资产规模是质量的分母、效益的源泉、转型的基础，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要求，决不能把规模增长当成洪水猛兽，而更应该在保持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改善“大而不强”的“虚胖”体质。

截至2021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344.8万亿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市场。在最新公布的全球1000强银行排名中，我国合计141家银行上榜，一级资本和资产增长速度超越美国同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已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

成绩是最好的佐证。在“降速换挡”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一大批突出的风险隐患得到消除，风险抵补能力持续改善，一张更加扎实而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支撑起银行业总量更大、结构更优的可持续发展。

这也筑牢了我国金融业乃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既有能力抵御、化解金融风险，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持续不断、强劲有力的动力支撑。

普惠金融见成效

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构，不仅在于存贷款占比的升高、非信贷资产占比的下降，也不意味着信贷资源“泛滥”，更应该被关注的是，银行表内信贷投放结构在此次“重构”中得到了显著优化。

一些银行将这整个过程总结为“做精表内”，即在加大金融总量供给的同时，提升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质效。

普惠金融特别是小微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就是其中重点。肖远企透露，过去十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5.5%、14.9%，大大高于贷款平均增速。这既是银行业坚持主业、回归本源的重要体现，也为其经营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需要承认的是，隐性兜底、“大而不倒”、不良追责机制缺陷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银行业过去“趋利避害”地将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平台、国企、地产、大型民企等领域，缺乏做小微业务的内在动力。

即便监管部门很早就关注到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并要求银行业在小企业融资业务方面进行风险定价、核算、审批、人员等“六项机制”创新，但传统银行对小微信贷仍然普遍存在“不敢做、不愿做、不会做”的情况。

打消银行的疑虑，有赖于决策层的鼓励与推动。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讲话更是引起强烈反响，“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振聋发聩。

期间，监管层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政策制定与导向要求逐渐细化，从支持全口径小微贷款发展到侧重普惠小微贷款，政策诉求从单一强调“增量”到“量增、面扩、价降”并重，并将“首贷户”纳入考核，提高小微不良容忍度，着力疏通小微企业融资堵点、破解融资难题。

商业银行也在政策东风之下发力普惠金融，挑起身上所肩负的服务中小微的责任与担子——大行纷纷“下沉”布局，区域性银行深耕本土差异化经营，都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一金融服务大潮。

可喜的是，已有个别中小银行扛住高成本收入比、产能桎梏，立足区域优势，长期践行小微金融，终究越过山丘，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小微银行”品牌之路。

普惠金融大发展也离不开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现实趋势。而今，银行服务小微不仅需要内部构建敏捷组织，更需要借助科技支撑，实现批量获客、精准风控。 例如，利用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技术等先进技术，个性化定制金融产品，合理化把控中小微企业的风险、成本以及放款规模。

不局限于简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普惠金融更深远的意义正在显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改善经济并提升生活水平，甚至实现脱贫致富。

理财回归“真资管”

做精表内的同时，银行表外业务也在十年间从“脱缰”转向“正途”，从“做大”走向“做强”，银行理财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17年，是银行理财发展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原本“藏身”于表外、为表内做资产的“影子银行式”银行理财，开始在监管层层约束下真正走上代客理财的回归之路，基于过去十余年积累的规模优势迎来了一次“蝶变”之旅。

银行理财的规模爆发期始于2008年底。彼时，在一揽子政策刺激之下，表外融资需求迅速崛起，需要融资的项目被包装成非标资产，加上由某些地方政府隐性信用背书和土地增值预期提供的稳定高收益，资金、资产两端一拍即合——商业银行一边吸收理财资金，另一边用这些资金配置非标资产，逐渐形成集合了资金池、期限错配、滚动发行、刚兑等标签的中国特色“银行理财”产品。

由于银行理财利用资金池、发新产品兑付旧产品、同业理财等工具保证刚兑，大量用户冲着保本保收益的预期而来，推动着银行理财规模节节攀升，仅2013~2015两年间，银行理财规模就由10万亿元扩张至23.5万亿元。

然而，银行理财逐渐演变为商业银行的“表外存贷”业务，风险隐患也随着理财规模的攀升铢积寸累。整改被提上日程，监管重拳已蓄势待发。

2018年，资管新规、理财新规两大重磅文件先后落地，明确银行理财“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业务本质，直指刚性兑付、资金池、期限错配风险等市场顽疾。

随后数年，监管部门从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估值方法切换、流动性风险、理财子公司管理等不同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银行理财实现“真净值”，充实和完善了理财业务的监管框架。2021年底，3年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绝大部分银行如期完成理财存量整改计划。自此，银行理财也揭开了与其他资管机构同台竞技的大资管时代新序章。

截至2021年底，银行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净值型产品存续余额26.96万亿元，占比92.97%，较资管新规发布前增加23.89万亿元。

目前，已有29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获批筹建，其中25家已获批开业。理财子公司产品存续规模占全市场的比例近六成，已发展成为理财市场重要的机构类型。

短期来看，打破刚兑后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曲线陡然走峭，客户承受本金受损风险增大，但这也意味着银行理财与客户真正成为“命运共同体”，“以客户为中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理财子公司的核心发展理念。

正如光大理财原董事长张旭阳所言，未来5年，无论是什么样的资管机构，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策略，需要建设的核心能力都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在技术和数据支持下，对世界更好地认知，对资产和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和适配。

转型升级正破题

回顾我国银行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转型史。转型并非一句时髦口号，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结合经济、市场环境变化与自身资源禀赋作出的经营选择。

过去十年的银行转型也是如此。不可否认，过往的“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三角循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愈加不可持续，甚至带来房价过高、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源受到过度挤占等系列问题，银行业此时也难免陷入“资本消耗-规模增长”的循环。

一些银行意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大力布局零售银行业务、发展表外业务转向“轻资本、轻资产”经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应用水平实现“轻成本”，在“轻型银行”建设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

数据显示，以目前42家A股上市银行为统计样本，2012~2021年，其非利息净收入在年度累计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由20%左右升至近27%，对净息差的依赖显著减小，轻资本转型卓有成效。同时，银行业零售业务收入贡献度普遍提升，收入结构更加均衡。得益于经营方式的转变，个别银行在实现内生性增长的同时，打造出自身的差异化经营特色，也在资本市场享受了更高的估值溢价。

而随着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正逐步形成，如何在稳住传统领域的同时积极进入新兴赛道，对银行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时，银行不止要经营好自身的表内和表外“两张资产负债表”，也要转变到同时经营“客户资产负债表”——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认为，强化内部协同，打通从资产供应到产品供应再到资金供应这样一个服务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完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全链条一体化的经营体系，是未来大中型银行转型的重要方向。

同时，受自身规模、经营区域和牌照等所限，大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难以走大中型银行综合化的转型之路；面对发展困境与资源约束，中小银行应深耕本地中小企业，走错位发展的道路。但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中小银行传统业务模式必须有所升级，积极借助金融科技推动业务发展。

王剑表示，新经济形态下，银行传统存贷模式受到巨大挑战，但新经济形态也给转型领先、经营能力较强的银行提供了机遇，未来两条转型路径中都有望走出优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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